🏔️ 贝希斯敦:一面崖壁、三种楔形文字语言,以及1857年的密封信封考验

大流士一世把自己登上王位的经过用古波斯语、埃兰语和巴比伦语刻在伊朗西部的一面崖壁上。罗林森在1835年至1847年间抄录了这些铭文,但阿卡德语可以释读的证明却出自别处:1857年,四位学者各自独立翻译同一篇亚述文献,并把译文装进密封信封寄出。

大流士一世把自己如何夺得波斯王位的自述,刻在比索通(贝希斯敦)一面石灰岩崖壁上,离地面约100米。这面崖壁位于从巴比伦通往埃克巴坦那的古道旁,在今天伊朗西部的克尔曼沙阿省。浮雕中,大流士一脚踩在高墨达身上——据他所说,此人于公元前522年篡夺了政权——面前是一排脖颈被绳索串在一起的叛王。浮雕四周,同一个故事用三种语言写了三遍,全都使用楔形符号:属于印欧语系的古波斯语、孤立语言埃兰语,以及闪米特语阿卡德语的一种方言巴比伦语。该遗址于2006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埃兰语阿卡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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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铭文三种语言中的“名字”
语言语系使用者名字水一
古波斯语印欧语系(伊朗语支、古、西南部)已消亡(~6th-4th c. 公元前; 阿契美尼德王室)𐎴𐎠𐎶/naːma/𐎠𐎱𐎡/aːpi/𐎠𐎡𐎺/aiva/
埃兰语孤立语言(埃兰)已消亡𒄭𒅖/hiʃ/—/—/𒆠𒅕/kir/
阿卡德语亚非语系(闪米特语族、东)已消亡𒈬/ʃumu/𒀀/muː/𒁹/iʃteː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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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版本,分阶段刻成

最先刻上去的是埃兰语文本。埃兰语是阿契美尼德王朝行政的主要书面语言:公元前509—前493年的波斯波利斯城防泥板大多是用埃兰语写的。巴比伦语和古波斯语版本是后来加刻的。大流士在公元前520—前519年的远征之后,又在俘虏行列的末尾加刻了塞种人首领斯昆卡的形象。这个形象直接凿进了最初的埃兰语文本,于是埃兰语文本只好在古波斯语文本左侧重新刻了一遍。在古波斯语第四栏一段严重残损的段落(§70)中,大流士说他用ariyā,即“雅利安语”,创制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字形式。这句话被解读为宣称古波斯文字是奉他之命创制的。残存的几行在岩面上难以辨认,已发表的释读各不相同;2024年又出现了两项关于这一段落的新研究,一项出自马尔科·法托里,另一项出自萨贝尔·阿米里·帕里安和凯万·马哈茂迪。

抄录岩壁

派驻克尔曼沙阿的东印度公司军官亨利·克雷齐克·罗林森从1835年到1847年一直在研究这处纪念碑。他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抄录古波斯语文本,1844年重返此地,重新抄录了古波斯语文本,并抄录了埃兰语文本。突破口是古波斯语,因为它的文字只有约36个表音符号,外加一个分词符。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格罗特芬德早在1802年就已经从波斯波利斯的铭文中辨认出了大流士、薛西斯和希斯塔斯普这几个名字。罗林森于1846—47年在《皇家亚洲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上发表了古波斯语文本及译文,埃德温·诺里斯则于1855年发表了埃兰语版本。这三种语言几乎毫无共同之处:“名字”一词在古波斯语中是nāma,在埃兰语中是hiš,在阿卡德语中是šumu。

巴比伦语文本位于浮雕左侧一块独立的岩体上,从岩架上够不着。罗林森本人的报告刊于1851年的Archaeologia,其中说当地的攀岩者都断言那块岩体无法靠近,直到1847年秋天,“一个从远方来的野性十足的库尔德男孩自告奋勇,要试一试”。男孩从岩缝中挤身而上,固定好绳索,然后悬吊在崖面前,用纸把符号拓了下来。

格罗特芬德解读的三个名字,以及三种语言中的“名字”
楔形文字逐个符号读音
𐎭𐎠𐎼𐎹𐎺𐎢𐏁da-a-ra-ya-va-u-šaDārayavauš 大流士
𐎧𐏁𐎹𐎠𐎼𐏁𐎠xa-ša-ya-a-ra-ša-aXšayāršā 薛西斯
𐎻𐎡𐏁𐎫𐎠𐎿𐎱vi-i-ša-ta-a-sa-paVištāspa 希斯塔斯普
𐎴𐎠𐎶na-a-manāma “名字”(古波斯语)
𒄭𒅖hi-išhiš “名字”(埃兰语)
𒈬MUšumu “名字”(阿卡德语,一个语标)

并非阿卡德语的钥匙

贝希斯敦被称为楔形文字的罗塞塔石碑,但就阿卡德语而言,这个称号夸大了它的作用。罗林森抄录的巴比伦语主文本直到1851年底才出版。在此之前,爱尔兰唐郡基利利的教区长爱德华·欣克斯已经根据其他亚述和巴比伦铭文展开了研究。1846年,他证明巴比伦文字拼写的是音节,而且这种语言与闪米特诸语言有许多共同之处。1847年,他发表了一份包含76个符号音值的列表;1850年,他又阐明了表意符号,以及用多个符号表示同一个音的用法。凯文·卡思卡特在2011年得出结论:贝希斯敦的巴比伦语文本在阿卡德语释读的第一阶段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四个密封信封,1857年

为这一问题定案的考验,用的是另一篇文本。1857年3月,摄影术的发明者之一威廉·亨利·福克斯·塔尔博特把自己对一篇新近石印出版的铭文的译文装在密封的包裹里,寄给了皇家亚洲学会。这篇铭文是出自亚述城的亚述国王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一世(约公元前1114—前1076年在位)的泥制棱柱铭文。罗林森当时已经在着手自己的翻译。在他的建议下,学会秘书埃德温·诺里斯请欣克斯也译一份,常驻巴黎的尤利乌斯·奥佩尔特也表示愿意一试;每个人都在看不到他人译文的情况下工作。1857年4月20日,诺里斯写信告诉欣克斯,这些译文将一直保持密封,直到在5月的会议上拆封。5月下旬,一个由历史学家乔治·格罗特、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威廉·休厄尔和埃及学家加德纳·威尔金森爵士等人组成的委员会对四份译文进行了比较。欣克斯和奥佩尔特时间较少,寄来的译文较短,但在几份译文覆盖相同段落的地方,它们大体一致。学会将此视为阿卡德语可以释读的证明,四份译文于同年并排刊印。

岩壁上的巴比伦语版本残损严重,关于它的记录也没能保存下来。1904年伦纳德·金和雷金纳德·坎贝尔·汤普森重新攀上铭文时,罗林森在1844年和1847年制作的拓片已经在腐朽,此后更是彻底碎裂。伊丽莎白·冯·福格特兰德1978年的校订本主要依据乔治·卡梅伦1957年制作的乳胶拓片,而这些拓片也已经老化。约翰内斯·哈克尔在2025年重新审视了这些证据。他的结论是:她补充的释读无法核实,巴比伦语文本约有三分之二应视为已经佚失。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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