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罗的晚间新闻里,“明天”是 ghadan(غدًا);到了这位主播自家的厨房,就变成了 bukra。在巴格达的厨房里,人们说 bāchir;在拉巴特,则说 ghadda。每个说阿拉伯语的孩子都在家里说着本地变体长大,再到学校学习现代标准阿拉伯语(MSA)。MSA 是报纸、布道、法律和广播新闻的语言,却没有任何人把它当作母语习得。
弗格森的四个案例
美国语言学家查尔斯·A·弗格森在一篇题目就叫“Diglossia”的文章中描述了这种格局,该文 1959 年发表于期刊 Word(第 15 卷,第 325–340 页)。他以四个言语社区为基础建立这一概念:阿拉伯语(古典语/标准语对各地口语)、现代希腊语(纯正希腊语 Katharevousa 对通俗希腊语 Dimotiki)、瑞士德语(标准德语对 Schwyzertüütsch),以及海地(法语对海地克里奥尔语)。他把正式变体称为 H(high,高层),把日常变体称为 L(low,低层)。他将双言制定义为“一种相对稳定的语言状况”:其中 H 变体通过正规教育习得,用于书面和正式言谈,但社区中任何群体都不用它进行日常交谈。
这个词并不是弗格森发明的。希腊作家伊曼努尔·罗伊迪斯早在 1885 年就以这一含义使用 diglōssía,希腊裔法国语言学家扬尼斯·普西哈里斯把它译成法语 diglossie,阿拉伯学家威廉·马尔赛则在 1930 年的文章“La diglossie arabe”中将其用于阿拉伯语。弗格森的贡献在于一个比较框架:H 和 L 各自承担什么功能、如何习得,以及这种格局为何能延续数百年。
成对的词
弗格森提出的双言制标志之一,是表达日常概念的成对词语:选用其中哪一个,整个句子就被标记为 H 或 L。他举的阿拉伯语例子是“看见”:H 用 raʾā,L 用 šāf。人们最常用的疑问词和时间词,在整个地区都呈现出同样的分化:
- “什么”:MSA mādhā / mā;埃及 ʾēh;黎凡特 šū;伊拉克 šinu;摩洛哥 āš 或 šnu
- “现在”:MSA al-ʾān;埃及 dilwaʾti;黎凡特 halla(ʾ);海湾 alḥīn;摩洛哥 dāba;突尼斯 tawwa
地图上的基本词汇也呈现同样的规律。“好”在 MSA 中是 jayyid,在埃及却是 kwayyis,在黎凡特是 mnīḥ,在伊拉克和海湾地区是 zēn,在摩洛哥是 mzyān。“二”在 MSA 中是 ithnān,在开罗是 itnēn,而在摩洛哥是 jūj,在突尼斯是 zūz。
并非走了样的古典语
按照弗格森的描述,说话人认为 H 更高级,而把 L 看作 H 的讹变形式。然而上面这些形式恰恰显示出有规律的演变。马格里布的 jūj/zūz 承袭自古典阿拉伯语 zawj“一对”。埃及和黎凡特的 bukra 来自 bukra“清晨”,伊拉克和海湾的 bāchir 则来自 bākir“早的”,其中发生的 k→ch 音变,与把 kalb“狗”变成海湾方言 chalb 的音变相同。弗格森还指出,受过教育的阿拉伯人可能坚称自己从不使用 L,但直接观察表明,他们在日常交谈中一直在用。
两层模型此后也得到了细化。1973 年,埃及语言学家赛义德·巴达维描述了埃及的五个层次:宗教遗产中的古典阿拉伯语(fuṣḥā al-turāth)、当代标准阿拉伯语(fuṣḥā al-ʿaṣr)、知识分子的口语(ʿāmmiyyat al-muthaqqafīn)、识字者的口语(ʿāmmiyyat al-mutanawwirīn)和文盲的口语(ʿāmmiyyat al-ummiyyīn)。马耳他语则展示了上方没有 H 变体时会发生什么。它源自中世纪的西西里阿拉伯语,一直以拉丁字母书写并拥有自己的标准,上面也没有 MSA:“二”是 tnejn,“昨天”是 lbieraħ,这些词在书面上只以马耳他语的拉丁拼写存在,从不用阿拉伯字母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