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语 pater、trēs、centum 与英语 father、three、hundred 的辅音一个对一个地对应:p 对 f,t 对 th,c(读作 [k])对 h。拉丁语并不是英语的祖先。两者都源自原始印欧语;在这些辅音上,拉丁语、希腊语和梵语保留了继承下来的塞音,日耳曼诸语的祖先却改变了它们。这一变化称为格林定律,又叫第一次日耳曼语辅音转移。
1818年的拉斯克,1822年的格林
1806年,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就已指出拉丁语 p 与日耳曼语 f 的对应。丹麦语言学家拉斯穆斯·拉斯克1814年在冰岛为丹麦科学院的悬赏征文写了一篇论文,完整地归纳出整套对应关系。论文获奖,1818年在哥本哈根出版,题为 Undersøgelse om det gamle Nordiske eller Islandske Sprogs Oprindelse(《古诺尔斯语或冰岛语起源研究》)。曾与弟弟威廉一起搜集童话的雅各布·格林,在1822年出版的 Deutsche Grammatik 第一卷第二版中把这些对应整理成一个体系,并补充了使高地德语有别于其他日耳曼语的后一次转移。拉斯克发表在先,流传下来的却是格林的名字。
环环相扣的三步
- 清塞音变为擦音:*p → f,*t → þ (th),*k → h。拉丁语 pēs,英语 foot;拉丁语 trēs,古英语 þrī;拉丁语 cor,英语 heart。
- 浊塞音变为清音:*d → t,*g → k。拉丁语 dēns,英语 tooth;拉丁语 duo,英语 two;拉丁语 genu,英语 knee。
- 气声(“送气”)塞音失去了气声:*bʰ → b,*dʰ → d,*gʰ → g。梵语 bhrātā,英语 brother。
前两步的顺序不可能颠倒。假如在旧的 *t 变成 þ 之前 *d 就已变成 t,两个音就会合并,而事实上它们并没有合并。因此,要么第一步先发生,要么两步作为一条链条同时推进。这次转移还跳过了紧跟在 s 后面的塞音。哥特语 fisks“鱼”的词首 p 虽已变成 f,sk 组合里的 k 却保留了下来,与拉丁语 piscis 的 k 相同。没有任何铭文能为这次转移断代,一般把它定在公元前一千纪,早于最早的日耳曼语文献。
1875年的维尔纳:例外
这条定律并不适用于所有词。如果原始印欧语的 *t 变成了 þ,古英语应该是 *fæþer,实际却是 fæder;而 brōþor“兄弟”则带着预期中的 þ。丹麦语言学家卡尔·维尔纳在1875年找到了原因。他的论文“Eine Ausnahme der ersten Lautverschiebung”(第一次辅音转移的一个例外)刊于 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Sprachforschung 第23卷第97–130页,各种文献标注的年份从1875年到1877年不等。原因在于重音,而吠陀梵语和希腊语保存了这种重音。梵语 pitā́“父亲”的重音在第二音节,bhrā́tā“兄弟”的重音在第一音节。在词中,擦音 f、þ、h 以及继承下来的 s 都会浊化,除非紧挨在前面的音节带有原始印欧语的重音。于是 *ph₂tḗr 变成原始日耳曼语 *fadēr,而 *bʰréh₂tēr 变成 *brōþēr。Mother 与 father 走了同一条路:梵语 mātā́,古英语 mōdor。
同一条规则也解释了 hundred 里的 d。原始印欧语 *ḱm̥tóm(梵语 śatám)的重音在最后一个音节。它的 t 先按格林定律变成 þ,再按维尔纳定律浊化,于是有了哥特语和古英语的 hund。后来日耳曼语把所有词的重音都移到了第一音节,浊、清两种变体便并存于动词的屈折变化之中。古英语有 cēosan“选择”与过去分词 coren,英语有 was 与 were。这两组中,浊化的 s 都变成了 r。
后来的变化
现代英语 father 和 mother 中的 th 并不是古老的 þ。古英语和中古英语写作 fæder、fader、mōdor、moder,-er 前面的 d 直到15、16世纪才变成 [ð]。在“父亲”这个词上,哥特语也帮不上忙。哥特语的日常用词是 atta,地图上显示的也是这个形式。Fadar 在现存文献中只出现过一次,即《加拉太书》4:6,用来翻译阿拉米语的 abba。在南方,古高地德语又把部分辅音转移了一次:英语的 two、tooth、heart,在那里是 zwei、zand、herza。这就是格林在1822年描述的第二次转移。